三问为日军细菌战翻案的曹教授,“真心”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

水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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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曹树基的访谈报道发布后,引起抗战史研究者们的强烈不满,真不知道之前曹教授对这种局面是否有过预判。我已经写了两篇读后感,文中也表达了我对曹教授访谈的愤懑。尽管我也曾难以克制地吼出:“简直让人怀疑他的‘真’心到底何在!”,但总的说,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两篇读后感成为质疑并声讨曹教授民族立场的檄文。

我觉得,“曹树基访谈”其实是曹教授对弯道超车的自述,他自觉很嗨、很爽,也很得意,但别人看到的分明是一出翻车事故。

曹教授在访谈中的胡咧咧,也并非一无是处。

以我自己为例。我因为在8年前曾经得到过当年中央防疫队在宁波抗击鼠疫的一组工作照,201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宁波出版社找到我,让我将这组照片公布出版。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深入了解1940年宁波鼠疫史。当时,我对史料中说的宁波鼠疫患者症状为什么和大名鼎鼎的“黑死病”不一样,始终弄不明白,在书中始终含混不清地以鼠疫概括之。而曹教授在访谈中的一段话提醒了我:

鼠疫杆菌如何保存?空投后飘洒在空中以及落地后如何存活?存活后如何让人染疫?目前已知鼠蚤叮咬是鼠疫的主要传播途径,鼠蚤人的传播是腺鼠疫的主要传播方式。而通过飞沫形成“人人”传播是肺鼠疫的主要传播方式。通过飞机散布的细菌,即便存活,如何可以进入这两个系统并广为传播?夸张一点地说,即使飞机上撒下的鼠疫杆菌落在我的身上,只要不是落在我身上的伤口上,我也不会染上鼠疫。

我查了黄可泰等著的《宁波鼠疫史实》,发现当年中央防疫处处长容启荣的报告中,61例疫死里就有58例是腺鼠疫。由此,我发现了跳蚤在宁波鼠疫爆发中所扮演的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再循此,便对浙江卫生处处长陈万里的推测、对日军731部队少佐军医金子顺一的研究论文乃至侵华日军“ホ号作战”战术意图的理解,豁然贯通了。也就是说,从鼠疫的临床分类来看,宁波鼠疫显示了它非常明确的非自然性疫源特征,完全是人工播撒疫菌直接而迅猛的后果。人们之所以立即怀疑到鼠疫与日军飞机空投的麦谷、布絮有关,既非当年捕风捉影,亦非后世附会添加。所以我觉得曹教授提到的腺鼠疫和肺鼠疫的区别,对于研究战时鼠疫史还是很管用的切入口,让我在这几天对宁波鼠疫史的认识,清晰了许多。

就这一点说,我要谢谢曹教授。

我认为,曹教授访谈所涉及的,只是学术问题,不宜扩大到任何其他领域来说事儿,更不能继而采取什么措施之类的。

所谓历史研究,无非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把事实弄清楚,二是把道理讲明白。“弄”和“讲”,不可能只许一人或一方来做。没有日本反战学者发现、公开并研究731部队罪行的证据,中国受害者只能血泪控诉,却不可能提供合格证据;“弄”和“讲”,也不可能仅由“志同道合”者便可奏其功。在鼠疫诉讼中,被告方的诘驳诡辩,是法庭最终判定日军731部队等在中国发动细菌战并杀害无数中国人民的事实的必要程序。

所以,我们首先要允许乃至欢迎曹教授把他对这一事实的反对观点说出来,哪怕这种反对观点、意见令人多么地反感。与主流观点不同甚至反对的观点能找到公开发表的平台或媒介,是学术研究环境能得良好评价的要素。赞成之赞成、反对之反对、赞成之反对,反对之赞成等等各种意见和观点能充分发表、讨论,切磋、琢磨,显然是极好的。

《新京报》能为这种与公认历史结论截然不同的说法提供平台,而且能让曹教授说得痛快,很难得,也很值得赞许。社会能容忍不同甚至反对意见,是历史研究能揭露历史真相所必需的条件之一。试想,如果日本社会不能容忍反战学者的生存与研究,那么中国方面的抗战史领域就极可能只沉湎于受害者的控诉、亲历者的回忆而无法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段。已经被揭示出来的历史真相,不怕有反对观点,否则一定是真相的“成色”不足,要么就是对揭示真相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没信心。所以,我觉得《新京报》这次做得很好,曹教授胆量可嘉,我希望你们继续。

今年,是宁波官民扑灭开明街鼠疫80周年。如今,关于这场灾祸与侵华日军之间的关系,与日本、日本军当年推行的“无差别攻击”之间的因果,以及对侵华日军播撒鼠疫、霍乱、炭疽等疫源物质之罪行性质的把握(细菌战还是反人类罪),等等一系列问题并不能说已经完成研究,吾人当继续努力。